“艺术法官”刘九庵，出身寒门的一代书画鉴定大师

　　一位寒门子弟如何一步步积累经验，最终攀上高峰成为博学的中国书画鉴定大师？答案都在刘九庵数十年的笔记中。

　　中国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（1915-1999年）有个绰号叫“艺术法官”，不仅能一眼看出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，而且能说出作伪者是谁。

　　1983年，国家文物局成立“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”，由刘九庵和谢稚柳、启功、徐邦达、谢辰生、杨仁恺、傅熹年七位先生组成，从1983年到1990年，历时8年，足迹遍布全国，共过目书画作品61596件，对中国大陆保存的古代书画进行全面摸底。这次普查，是中国文物收藏史上的浩瀚工程，也让刘九庵成为中国古书画鉴定界的权威人士。

　　4月13日，“纪念刘九庵先生文献展”在北京静心斋举行，故宫出版社出版的19卷《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》成为学界焦点，该书涵盖了刘九庵自1956年至1997年共计42年的古书画鉴定心得和工作日记等。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娄玮说，多年来故宫博物院一直在梳理刘九庵、徐邦达、耿宝昌等老一辈故宫学者的学术成果，“这是新一代故宫人给老先生们的告慰。”

　　在展览现场，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看到刘九庵当年用过的书桌，以及启功、谢稚柳等人的手迹，回想起他们交往工作的40多年时光。

　　“刘九庵先生是书画鉴定界有特殊水平的高人。他工作那么多年，真的假的文物看得太多了，假的文物，他也掌握得非常深。”说起当年在“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”的工作，傅熹年笑称，当时50岁的他是组里年龄最小的，其余都是泰斗级人物，“有一件事我知道别人都做不到，一般人只能通过跟真的文物对比，判断出是假的，但刘九庵先生对伪本也进行研究，还尽可能找出作伪者。”

　　纵观当代着名古代书画鉴定家，大多来自书香门第或富商豪门。但1915年生于河北省冀县大齐村的刘九庵，却是典型的出身寒门。一位农家子弟是如何一步步积累经验，最终攀上高峰成为博学的书画鉴定大师？答案都在他数十年的笔记中。

　　“国宝”鉴定国宝

　　生在农村贫寒家庭的刘九庵，三岁丧母，由祖母抚育长大，八岁在村里小学读孔孟四书和国文。

　　刘九庵的二叔在北京琉璃厂工作，每次回来，常跟他说一些书画的典故和故事。14岁时，他才来到北京，在琉璃厂悦古斋字画店当学徒。回忆那段学徒时光，他曾说，三年没尝过坐的滋味，不但做事要勤快，眼里也要有活儿。古玩店做了12年，他也从店里买进卖出的文物之中学了12年，每天忙完，别人都睡了，他又点起煤油灯，大量读书。

　　1956年，刘九庵经书画鉴定家张珩介绍，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，得到大量看真迹的机会。1962年4月，刘九庵和张珩、谢稚柳三位先生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文物机构所藏书画鉴定，从北京出发，经天津、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、旅大，往返半年，鉴定书画上万件。

　　在别人并不留意的“破烂”中，他慧眼发现了很多遗珍，比如宋代的《柳荫群盲图》、元代的《赵孟颊大字草书轴》和《颜辉山水大轴》等真迹，是他在安徽及河南新乡博物馆、开封市博物馆鉴定时发现的。

　　1962年去天津历史博物馆考察时，刘九庵发现，一卷《草书五言书》并非明代书法家祝允明的作品，而是其外孙吴应卯所作。

　　原天津博物馆副馆长李凯对刘九庵的谦虚和严谨印象深刻，“他治学最大的特点是大量过目实物，心细如发，从实物中发现问题后积累资料，长期追踪这个问题，最后突破形成个案研究。他很少根据几件作品就轻易提出论点，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他一直研究小名头、冷门、偏门的画家，如果没有大量的资料支持是不可能有结论的。”

　　他从刘九庵留下的大量笔记发现，先生就像电脑建档一样，为苏轼、祝允明、米芾都建了文本，一些不出名的书画家也会关注，涉猎非常广泛。

　　“在刘九庵先生脑海里，有一个有血有肉的、丰满、客观和真实的书法史和绘画史，他是用全景再现的方式去做书画鉴定的。”李凯很佩服刘九庵超乎寻常的记忆力，但凡发现名家伪作，他总能以丰富的材料和缜密的论述来让专家信服他的判断力。

　　看到草书《五言书》时，大部分专家都难辨真伪，但因为刘九庵知道其外孙吴应卯曾仿造了不少外祖的作品，研究过吴应卯的书法笔锋、结构和变化，发现吴应卯的笔锋少变化，而祝允明笔锋变化多，从而推断出伪作。

　　“刘九庵先生没有受过更多的高等教育，能成长为一位书画鉴定家，非常不容易。”79岁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、书画鉴定专家单国强曾与刘九庵共事几十年，对他的印象就是低调、谦虚，不但观察细致，考证更是精微，掌握的资料可谓周全。

　　在老一辈专家鉴定文物的年代，没有精良的印刷出版技术，博物馆展览很少，图录和藏品更新速度很慢，更没有当今互联网技术，可谓刀耕火种地做研究。老一辈故宫学人以强调实证、讲求着录、善用文献、史论相辅的研究方法，重新考证故宫大批书画。

　　这批国宝级的书画鉴定家每次去往全国各地鉴定文物，总有人形容他们是“国宝”鉴定国宝。

　　从不懈怠的“艺术法官”

　　李凯记得，1991年至1997年他在北京，曾频繁拜访刘九庵先生，展览上的那张书桌，他无比熟悉，“那时候每天晚上7点半过后，先生一定是在书房的案头上，亮着台灯在工作，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当时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，还是这样勤勉、执着地工作着。”

　　与刘九庵同辈的书画鉴定大师，都有着深厚的家底背景和学术渊源。国学大师启功出身于清史贵胄，又是史学权威陈垣的高足；谢稚柳出身名门，受教于晚清大儒，和张大千亦师亦友；杨仁恺出身书香世家，抗战期间结识郭沫若、徐悲鸿等诸多南下学者，后到北京与张伯驹等文化名人披览历代藏品，成为新中国文博事业拓荒者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出身河北农村寒门的刘九庵，依靠自学成为一代大家。

　　仔细翻看刘九庵的笔记，李凯觉得，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子弟能成长为书画鉴定家，绝非偶然，靠的是扎实的学养和坚持不懈，“从他几百万字的笔记就可以看出来，刘九庵先生几十年来不间断地学习研究，从没任何懈怠，也没有停止过。”

　　当初写这些笔记时，刘九庵仅是为了治学而记录，把目鉴过的文物记录下来，没想过公之于众，有些笔记是成品，有的是半成品，有的还在资料搜集整理过程。这些笔记，勾勒出一位学者的成长史，当中有彷徨也有困难，也有他不断辩证的思考过程。其中最让人叹服的是，他将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做得非常详尽周全，根据作品的真迹推算出100多位书画家的生卒年，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很大便利。

　　针对《草书五言书》究竟是真作还是伪作，他分别在1962年和1987年分别去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看画，写过很多文章，经历多年，不断思索、比较、求证。高强的鉴别能力背后，是日积月累严谨的理论研究。

　　刘九庵通过研究明清人尺犊，解决过书画鉴定史上很多悬而未决的疑问。比如，清代书画家金农擅长金石篆刻，但不擅长绘画，很多绘画都是学生代笔，证据就在金石的书信中。通过石涛的《致岱瞻札》，他发现《西楼自寿图》的作者是石干而非石涛，发掘出清初画坛上另一位画家。

　　书画鉴定家如同法官，刘九庵鉴定真伪都靠客观事实，不掺杂个人好恶，但唯有一次例外。

　　刘九庵鉴定出香港着名收藏家刘作筹收藏的一幅石涛的《长干风塔图》乃是张大千仿作。但他听说，刘作筹独爱这件作品，1954年美军空袭日军时投下燃烧弹正好炸到刘家新加坡的房屋，收藏家不惜舍弃其他家产，唯独带着这一幅从大火中逃出。刘九庵深知他对石涛的挚爱，于是选择静默，直到刘作筹1993年去世，才拿出自己的鉴定结果。

　　在整理祖父的笔记时，刘九庵先生长孙刘凯最想知道的是，祖父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他一直记得的是，祖父多次对他说，“我搞鉴定几十年，接手过上万件文物，没有损伤过一件。”祖父曾两次参加“中国古书画鉴定组”，他理解祖父的骄傲，“这种骄傲里想表达的是，他挺幸运的，他们是特殊时代特殊的一批人。”